政府都不利于民，如何收于民

　四川农民借高利贷买机器，到贵州六盘水参与工程建设，但因拿不到工钱，张刚、谭勇两人于5月25日分别爬上了两座塔吊，僵持了70天后，六盘水政法委副书记做出承诺：“下来就给钱，不追究责任”。两人下来了，但既没如数拿到工钱，其中张刚和负责送饭的杨永明，还因“聚众扰乱社会秩序”被刑拘。(9月2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　　独自在塔吊上的人，是否构成“聚众”扰乱社会秩序，这且不说。目前，无疑是“双输”局面：当地政府处理两人可能合法，却明显失信；爬塔吊的农民，不仅冒了生命危险，还惹上官司。

　　农民工并非愿意用极端手段讨薪，他们“能去的局都去了，没人管”；在种种压力下，他们选择爬塔吊，以这种自虐的方式表达诉求，因为“爬上去就有人重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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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年年初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，将“恶意欠薪”列入犯罪。但，特殊的现实告诉人们：拖欠工资的，不少就是政府项目，比如本案的工程就是贵州省交通厅负责的高速公路建设。在这件事上，当地政府明明有话语权，可向施工方施压，要求其及时发放工程款，可为什么不做？

　　现在的问题是，地方政府不仅不做表率，而且失信于讨薪者。这样的结果，必然会对讨薪的农民工构成双重伤害，而双重伤害又必然会带来双重压力。双重伤害下的双重压力，又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矛盾更加激化之后，最终形成的恶果，恐怕就不只是双输，而是多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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